朱云川：‌社会发展模式论

　　‌社会发展模式论

　　朱云川 [2004-09-04]

　　内容提要：政治、经济、文化是人类社会三大基本要求，它们的不同结合状态和侧重点，构成着人类社会的一般发展模式，从而形成不同的历史命运和民族特色。这种一般发展模式，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解开了人类社会发展之谜。

　　关键词：政治、经济、文化、决定性作用、核心地位

　　自从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领袖提出共产主义运动学说后，无数先进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志士都在认真思考着、探索着这样一个“人类社会发展之谜”，即什么是共产主义、怎样建设共产主义，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课题。本文通过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深入学习，尤其是将十五大报告创造性提出的“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全面发展论，实事求是地运用于当代中国新文化建设中，力求为解开“人类社会发展之谜”作出一些具体的有益的尝试。文中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

　　研究表明，按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是否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不同情况，我们可以概括成如下几大模式：“——”，“文化”、“经济”、“政治”，“经济—政治”、“文化—政治”、“文化—经济”，“文化—经济—政治”。共计八种模式（可用中国古代的八卦符号表征之），分别代表着人类社会的八种主要结构形式。具体说明如下：

　　“——”状态，即三大因素尚未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社会，可称为蒙昧时代。“文化”状态，即仅有文化因素发挥作用的发明创造社会，对应于中国的三皇五帝，可称为圣人时代。“经济”状态，即经济因素取代文化因素而发挥其决定性作用的经济社会，对应于尧舜禹时代，可称为圣贤时代。如上逻辑推理的结论，也可以由中国远古史料传说所证明。当然，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远古史观。

　　原始社会末期，政治因素进一步取代经济因素而发挥其决定性作用，这是一种“政治”型社会，可称为英雄（领袖）时代，也就是奴隶社会。奴隶社会正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最低谷。

　　奴隶社会末期，人类社会的进步面临着两种选择。一）要么是新生的文化力与政治力相结合，形成“文化—政治”状态，这是一种以农业经济为其自然补充的时代，可称为农业时代，也就是封建主义社会。孔子的“学而优则仕”，正是这种“文化—政治”状态的决定性指导思想；而中国传统“农桑为本，工商为末”的治国策略，也充分说明了商业经济因素处于被压抑状态的历史结论。二）要么是新生的经济力与政治力相结合，形成“经济—政治”状态，这是一种以外来文明输入为特征的商业化时代，可称为商业时代，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显然，前者代表着中国传统特色，后者代表着西方传统特色。

　　一般地，就其现实性和竞争力来说，“经济—政治”状态总是优先于“文化—政治”状态成为时代主流。这个观点，在理论上符合于“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远古史“退化”观的一般推论。在历史上符合于奴隶社会末期总是伴随着商贸交易的空前发展和不同文化的巨大交流的事实，可对应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西方的古希腊罗马时代。就当今世界的微观改革过程而言，在“政治挂帅”被打破以后，首先是外来文化的输入伴随着商业的巨大发展，并迅速过渡到“经济—政治”（文化处于边缘化状态）的商业时代。“乱世”是这一时代的典型特征。

　　如果进一步向前发展，由“乱”而“治”，就会逐渐过渡到“文化—政治”（经济处于边缘化状态）的农业时代。农业时代的出现，为人类社会从商业时代向着未来的“文化—经济”的工业时代过渡，准备了必不可少新文化的条件。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应是封建主义社会的前夜。后者也可称为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显然，这种过渡状态不同于历史上的正常情况下的封建专制社会，两者在侧重点上是不同的，是形同而神异的。

　　到“文化—政治”的农业时代为止，政治的核心作用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了。如果继续强调政治的核心作用，就会由极左的“不为”的政治禁欲主义而倒退回英雄（领袖）时代，从而形成一个历史大循环。显然，科技第一生产力，以新生的文化力因素为核心，进行适应于新的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变革就显得势在必行了。而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就是“文化—经济”的工业时代出现，这就是知识经济的社会主义社会。特别地，在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的生产关系变革中，新生的文化力（而不是经济）起着核心地位作用。

　　二

　　或许，有人会说，从“经济—政治”的商业时代，通过强化经济的核心作用就可以自然过渡到“文化—经济”的工业时代。换句话说，在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的过渡，未必需要经过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这是一种“直接过渡”型观点。或许，还有人会说，从“经济—政治”的商业时代，通过特别强调新生的文化力因素的核心指导地位，就可以直接进入“文化—经济—政治”的知识时代，也就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

　　实际上，由“经济—政治”实现“文化—经济—政治”的一步到位，可以代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模式。然而，无产阶级代表着新生的文化力因素想要发挥其核心指导作用，必然会遭到旧有的经济、政治因素保守派的双重抗拒。因此，这一发展模式的阻力最大，因而也最不现实，在现代社会中无疑仍然是空想的。不过，这种经典模式破天荒地提出了新生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时代要求，这是完全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方向的。

　　由“经济—政治”经过“文化—经济”，进而达到“文化—经济—政治”的二步到位，可以代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议会斗争”模式。在整个过程中，经济因素起着核心作用。然而，经济因素企图通过与新生的文化力结盟，绕过既有的政治核心而成为社会的核心力量的作法，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经济因素本身所固有的“无不为”的自私自利本性，是根本违背新生的文化力因素的“自然无为”的天道公平原则的，后者（公平）是作为前者（效率）的克制力量而起作用的。

　　因此，经济与新生的文化力结盟，在本质上就是要求社会发展自觉置于世界和平统帅之下，也就是使资产阶级自觉服从于新生的无产阶级的发展要求，换句话说，就是使资本家自觉服从于工人阶级的领导。显然，这不仅在现实上是几乎不可能的，即使在理论上，也不可能保证经济因素的核心指导地位。因此，“议会斗争”的道路，只能是高喊着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口号，借以同旧有的政治专制势力讨价还价，实质上仍然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拥护者。因此，“议会斗争”道路无疑最终是要破产的。

　　显然，只有由“经济—政治”，经过“文化—政治”、“文化—经济”，最终达到“文化—经济—政治”的“三步走”改革模式，才是最科学、最省力、最合理、最现实的发展道路，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实现“三个有利于”、“两个转变”、“三个代表”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新生的文化力因素取代既有的政治因素的核心地位，就是要使中国的执政党从根本上马克思主义化。显然，这正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首要任务。

　　新中国的建立，首先是“文化—政治”中侧重于政治方面的胜利。此时，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新文化因素，还没有事实地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多），因此，政治因素仍然是处于核心地位的。建国以后，百废俱兴，根据经济对政治的基础作用和经济对政权的巩固要求，应当过渡到一个“经济—政治”的发展阶段。这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可能复辟”的问题。

　　显然，侧重于“经济”还是“政治”，是当时的根本分歧所在。由于“革命派”的优势地位，必然要求实现新的发展，从而进入由“乱”而“治”的“文化—政治”，也就是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因此，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马克思主义化，是“十年文革”发动的良好初衷，也是适应新时期发展要求的。

　　然而，这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很快从和风细雨式的思想斗争激化上升为疾风暴雨式的武装斗争，它不仅继续把经济因素摒弃于主流之外，而且还把新生的文化力因素“打翻在地”，从而丧失了从旧的政治核心地位向着新生的文化力核心地位的合理转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革命性，被人们断章取义地改造成为封建式的政治实用主义的夺权工具。在“政治挂帅”的“极左”的错误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国没有顺利地登上“文化—经济”的社会主义时代列车，反而发动了一场似新还旧的“焚书坑儒”运动，中国社会真的开了一回历史倒车。当然，“十年文革”历史的具体过程未必如此简单，但战略指导思想的巨大失误，无疑是“十年文革”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

　　三

　　指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邓小平理论提出“反‘左’防右”的指导思想，无疑是基于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要求，即在“政治”一元状态的饥寒不足前提下，发展经济是第一位的，因而是“经济—政治”的发展战略，这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必然要求。在这一状态下，邓小平同志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强调政治的核心地位作用。正是这一强调，使改革开放进程处于过渡状态而不是传统归宿，从而避免了“资本主义可能复辟”的重大实践问题。

　　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当代中国面临着新的何去何从问题，要么放弃政治核心地位而让位于经济因素，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理性归位，要么坚持政治核心地位而上升到“文化—政治”二元状态，这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然，这里涉及到一个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指导的党性问题。如果放弃代表新生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力因素的马克思主义核心指导，我们党就会蜕化变质，就可能由一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蜕变成一个专制封建主义的统治集团。显然，这是我们党的宗旨所不允许。反之，只要坚持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就要自觉服从于新生的文化力因素的核心指导。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提出，正充分地体现着这种要求。

　　当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种核心地位的转移，是进一步把政权掌握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手中。因为，先进的知识分子与先进的工人、农民一样，都是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主要依靠力量。因此，这种核心地位转移，只能是向着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的先进的革命知识分子的转移，只能是向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革命人民大众的转移，而不可能是向着少数野心家、阴谋家和少数帝王模式中的“精英”分子的转移。

　　同时，这种核心地位的转移，并不是政治因素放弃其必不可少的决定性作用。因为，在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革命的政治因素对于捍卫新生的文化力因素的核心地位是必不可少的。而在社会主义阶段，政治因素的专政作用将进一步弱化，因为它将自觉地服从于新生的生产力和新型的经济建设的发展要求，从而彻底放弃旧有政治的决定性作用，这是一场政治的自我革命，是凤凰在烈火中获得新生。因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时代的“文化—经济—政治”中，政治因素将彻底摆脱旧有的传统政治模式，而作为真正新生的人民革命力量重新登上人类共产主义历史舞台。可以肯定，新生的政治制度，必定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人民民主的彻底实现！

　　二〇〇一年四月七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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