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苏联教条哲学体系的批判：把人的世界观变成物的世界观

作者：tankvv

来源：www.toutiao.com 2026-07-18

批判苏联教条的物质意识二元论，不是哲学文字游戏，不是毫无意义的钻牛角尖，而是斯大林定型的苏联官方教科书哲学，是为适配苏联集权治理、指令式工业化体制改造而来的理论体系，它完全颠倒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

它的全部哲学大厦，都建立在“抽象物质”这个本体论地基之上，无论将“物质”理解为自然实体、抽象本原、精神存在还是社会存在，都是错误的，都是对马克思哲学的颠倒。它把马克思倒转过来的，以现实的人实践活动的世界观，又倒退回了“以物为本”的旧唯物主义，并由此衍生出机械物质决定论、庸俗经济决定论。

当这套理论应用到现实中，直接将广大人民群众降格为实现社会主义“理念”、完成工业化指标的工具，为苏联官僚体系的垄断地位、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提供了排他性的哲学辩护，让官僚阶层化身掌握“客观规律”的中介者，沦为类似经院哲学中阐释神圣法则的“代言人”，彻底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解放内核。

一、哲学倒退：从感性实践退回直观唯物主义

长期沿用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苏联教科书体系，从理论源头就彻底偏离了马克思哲学，是旧唯物主义与黑格尔辩证法的简单拼接产物，完全抛弃了马克思哲学最核心的人的感性活动。苏联学界构建了一套固化的机械唯物世界观：割裂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内在统一，先独立阐释辩证唯物主义，论证自然界先于人类存在、拥有固定的物质本原与辩证规律，再推导人类从自然界中派生诞生，最后将自然界的抽象物质规律推广套用至人类社会历史领域，拼接出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这套从抽象物开始的理论架构，割裂了自然、实践、历史三者的统一关系，这是所有读者都无法理解运用它的根源。

在马克思的理论逻辑中，自然与历史不是彼此孤立、先后生成的两个独立领域，二者始终统一于人类历史性的实践活动。脱离人的实践的纯粹自然，对人而言是无意义的、抽象的“虚无自然”；人类所认知、改造、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永远是被人的实践中介、建构的历史化世界。苏联教条完全印证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批判，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苏联教条哲学彻底退回了无人的直观唯物主义，虚构出一个脱离人类历史实践、绝对自律、永恒客观的“自然规律体系”，构建了一套世俗化的“自然神学”，将人类定位为被动观察、服从规律的局外观察者，彻底消解了人作为世界建构者、历史创造者的绝对主体地位。

这套理论的构建是为了政治需要，是苏联政治体制的合法性根基，在现实层面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既然规律是外在于人、绝对客观、不可违抗的，那么苏联官僚体系制定的所有政策、推行的所有体制机制，就不再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基于阶级博弈与现实需求的选择性实践产物，而是“宇宙客观规律、历史必然趋势”的具象化身。由此，一切针对政策弊端、体制缺陷的批判与质疑，都会被偷换为对抗客观真理、违背历史趋势错误行为，社会批判与自我革新的空间被彻底锁死，为苏联体制的僵化埋下了隐患。

二、辩证法的异化：从实践的否定性运动到公式化的教条

马克思的辩证法，从始至终都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辩证法。而苏联教科书体系彻底剥离了人的主体性与历史性，把抽象物质设置为辩证运动的中心，然后定义了四个特征三大规律等抽象理论，只是把黑格尔哲学中的绝对精神替换为物质概念，但又没有把握到黑格尔的内核，成为一套脱离现实、僵化教条的拙劣复制品。

理论的错位，直接导致人们认知逻辑的颠倒：苏联体系要求人们脱离人的实践、从抽象的客观物质视角认知世界，而马克思哲学始终立足人的感性实践活动把握现实。

以苹果为例：

机械唯物主义认为，苹果是完全独立于人的客观实在，其形状、颜色、味道等属性是物质自带的固有属性，人的意识只是被动接收物质投射的映像，认知是单向、静态的复刻过程。而马克思的辩证逻辑完全相反：不存在脱离人的抽象“苹果”，人通过观察、触摸、食用等一系列感性实践活动，与客观物体建立对象性关系，逐步赋予其圆形、红色、酸甜、可食用等具体规定性，再通过社会交往、语言命名、经验对比，最终建构出具体、丰富、有明确内涵的“苹果”认知。苹果的一切特质、属性、概念，都是在人的实践与认知对比中生成的规定性，是主客体互动的辩证成果，而非物质的自在属性。

还有人会认为：苹果开花结果的自然生长过程，本身就是物质自身开展的辩证运动，完全独立于人而存在。但实质上，不存在脱离人认知的物理生化过程，更不存在脱离人的实践活动、具备规定性的“自在物质规律”。我们之所以能把花到果的全过程理解为“苹果的辩证发展”，完全建立在人的感性实践、历史经验与对象性认知之上。一旦抽离人的实践与认知，所谓“自在辩证运动”不过是思维制造的抽象幻想。

按照这种逻辑可以说黑洞、量子也在“辩证运动”，可我们根本无法说明它们是如何运动发展的，这类说法仅仅是空泛语言带来的思维幻象。在人的实践介入并建立对象性关系前，我们对这类存在只能拥有空洞、无具体内容的抽象概念，无法形成真实的认知。就像历史上曾提出过“以太”概念，到现在还没有被证实。只有依托人的实践活动建立起可验证的现实关联，一个事物才能获得具体规定，被我们定义为“某物”。

由此可见：在人类实践触及、把握对象之前，哪怕客观存在物质运动，也不属于马克思的辩证法范畴，谈论它存不存在，如何运动都是毫无意义的幻想。马克思辩证法的真正载体从来不是孤立、抽象的物质，而是人的历史性实践活动。我们所能认知的所有“存在”，无论实物、意识、社会还是经济，都是人类历史实践活动的产物，马克思所批判的就是一切脱离人实践活动的抽象存在物，包括“抽象物质”本体论。苏联教科书体系最致命的错误，便是将现实活动的实践辩证法，偷换为脱离人的物质玄学辩证法，从根基上颠倒了马克思的哲学逻辑。

《资本论》就是马克思辩证法的范本，全书从未脱离人的活动空谈经济规律。整本书论述的都是现实的人的生产、交换、交往实践，从商品这个最基础的实践产物出发，逐步推演商品二重性、劳动二重性，从商品交换抽象出货币，再从货币流通中衍生出资本逻辑，完整展现了人类社会实践建构经济范畴、推动社会形态演进的辩证过程。

一切社会经济规律，都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规律，而非脱离人的物质自律规律。而苏联教条体系完全颠倒了这个逻辑，将商品、货币、资本、经济规律全部解读为脱离人的客观实体，把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物化，彻底剥离了人从始至终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这使得学生们既无法理解，更无法应用，反而大规模走向马克思所批判的形式化客体化的西方经济学。

当这种经济思维应用到社会，便产生极大危害：苏联学界与治理者不再深入群众生产生活开展实证调研、不再做具体的阶级分析与矛盾研判，面对民生疾苦、社会矛盾、体制弊端，一概归为“发展中的暂时困难”，片面强调个体主观服从、牺牲奉献、顾全大局。整个国家治理体系，服从于抽象的物质生产指标、工业化数据、经济增速，而非聚焦人的生存发展、解决群众具体现实问题，最终形成“重指标、轻人本，重规律、轻实践”的僵化治理模式。

三、认识论的堕落：从能动的实践认识到镜像式机械反映

苏联与机械唯物论相伴相生的，是认识论上的“照镜子式被动反映论”。苏联教科书将认识活动简单定义为：客观物质作用于人的感官，意识被动复刻、镜像还原物质的本来面貌，认识的终极目的就是贴合、顺应既定的客观实在。基于这个理解，真理被定义为脱离人、脱离实践、永恒不变、绝对客观的先验逻辑。

人类一切理性、逻辑、社会规则与科学理论，都不是预先自在、先天固有的客观实体，而是人类在世代延续的物质生产、社会交往与科学探索实践中不断提炼、修正、持续演进的历史性产物，最终归宿是保障人的生存发展、实现人的彻底解放。

认识活动不是对外部世界静态、镜面式的被动复刻，而是实践活动的内在环节：认识源于感性实践，又反过来作用指导实践；而实践本身，就是现实的人改造世界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全部活动的出发点与最终目的，都围绕人自身的生存、发展与解放。简言之，认识不是在描摹某种与人无关的客观秩序，它自始至终以人为根基，为人的现实活动服务。

苏联教科书这套机械被动反映论，从根源上消解了认知的历史性、主体性与能动性，抹除了人在认识过程中的实践创造空间，颠倒了认识与人的根本关系——一切科学、规律与认知活动，本应以人为中心，最终却沦为脱离人的冰冷客观教条。

认识论的谬误直接催生了苏联的技术治理模式。既然真理是冰冷的客观规律，治理就是顺应规律的技术操作，人的需求、情感、发展、自由等主体性价值被边缘化。苏联长期以钢产量、粮食产量、工业产值、基建规模等单一物质指标作为治国核心标准，陷入纯粹的生产力数字游戏，忽视民生改善、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公平正义。同时，将共产主义理解为一套固定模式且必然降临的终极目的，脱离现实走向抽象。人为了实现这套预设的“终极目标”，可以被无限消耗、随意牺牲，彻底把马克思“人是目的”的核心立场，颠倒为“人是工具、是耗材”的异化逻辑。

四、历史观的畸变：从现实的运动到线性的历史宿命

在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多重谬误的叠加下，苏联形成了一套机械宿命论的历史观。苏联教科书将人类历史规整为单向递进、不可逆转的固定铁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将历史发展简化为无人参与的、规律主导的必然进程，否定历史的偶然性、复杂性与主体性。这套历史观本质是黑格尔“绝对精神”的世俗唯物主义翻版，也是宗教救赎史观的现代化改造，将共产主义神化为必然降临的“天堂”。而马克思的逻辑是：共产主义不是既定的终极形态，不是一个看到的目标，而是不断否定现存不合理状况、持续开展现实解放斗争的历史性运动。

马克思始终立足“现实的个人”阐释历史，历史的一切发展，都是现实的人在具体实践中创造、选择、推动的结果，历史发展兼具必然性与偶然性，绝无固定不变、普适通用的单线演进公式。人类社会形态的更替，不是抽象规律自动落地，而是阶级斗争、生产实践、社会变革共同作用的实践结果。苏联的宿命论历史观，彻底消解了人的历史创造性与革命主动性，让社会成员沦为共产主义列车的被动追随者，丧失了主动变革、自我革命的内生动力，这也是苏联后期体制僵化、改革失效、最终走向解体的思想根源。

五、一台完整的“去主体性”机器

综上，苏联整套教条哲学体系，不是物质与意识如何解释的问题，而是从这个根基出发形成一整套“去主体性、去批判性、去革命性”的思想机器。

在本体论上，它告诉你“自然/物质/体制比人更根本”，人只是物质发展的派生物；

在辩证法上，它告诉你“规律是死板固定的，你只需认识和顺应，无需质疑与批判”；

在认识论上，它告诉你“真理掌握在代表客观规律的上层手中，你只负责反映和执行”；

在历史观上，它告诉你“历史的走向早已注定，当下的牺牲是通往终点的必然代价”。

这套异化的哲学体系，抽干了马克思哲学立足实践、批判现实、变革世界的革命精神，阉割了人作为历史唯一主体的创造性与能动性，消解了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核心地位。长期浸润在这套理论体系中，苏联社会不再培养独立思考、具备阶级自觉、勇于变革创新的解放者、革命者，只批量塑造服从规则、顺应宿命、被动执行、甘于牺牲的技术官僚与顺民。

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解释抽象的世界本原规律，而是立足现实实践、立足人的需求，探索人类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路径，是改变世界的实践哲学、解放人的革命哲学。而苏联教条体系，将其改造为解释世界、辩护体制、固化秩序、消解主体的经院哲学、宿命哲学。

撰写本文的目的，是希望大家从哲学的路径去理解马克思，而不是沿着教条路径片面解读马克思主义。我非常反感的是很多自称“马主义者”，面对不同观点、不同理论流派，动辄贴上“修正主义”“脱离实践”的标签粗暴否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先掌握马克思的哲学方法，吸纳一切符合实践的理论成果；而不是抱着几本僵化条文，攻讦排斥一切异已思想。如果放任这种教条化思维持续泛滥，那么共产主义的理想永不会实现。对于这些教条主义者，关于理论的斗争永不会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