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 独立思考：邓小平讲不争论，马列要精要管用

　　‌第二章 解放思想

　　一 独立思考：邓小平讲不争论，马列要精要管用

　　实践真理，是解放思想、开辟道路的首要任务。所谓真理，通俗地说，就是符合实际情况和自然规律的真实道理。自然真理具有易知易行、现实管用、系统最优的本质特点。文化理论属于知的范畴，实践真理属于行的范畴。知是用来指导行的，行比知更有权威性。不利于指导行的知，除了闲谈娱乐功能外，是没有实际用处的。对极左教条主义者而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没错。发生激烈争论的背景，就是十年文革时期的个人崇拜、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宗派主义的风气十分盛行，结果是犬儒无能、理论乱争、空谈误国。极左派批评说，这不是马列主义，那不是毛泽东思想，就是拿不出解决实际问题的好办法。邓小平就个人专制一下，形势紧迫不等人，祖宗之法亦可变。没有最优的选择，也要用次优的选择。活人不要被尿憋死，行不行试了才晓得，埋头实干不争论。正所谓：世易时移，变法宜也。

　　一个理论观点是不是真理，不在于出自于哪方门派、哪位领袖、哪个权威、哪本经典，而在于指导实践是否现实管用、系统最优。因此，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从传统的不管用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就是要寻找新出路、发明新理论、开辟新道路，以满足社会发展的新需要。有人说，“只要用实践检验一下，可行就是真理”，这话就不对了。俗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需要找出系统最优的路径，以最小代价达到最大目标、取得最佳成果。现实社会具有竞争性，优胜劣汰是自然法则，只有最管用最优化的理论，才能保证竞争的成功、保证中国不被开除球籍。死抱着不管用的教条或未优化的理论不放，刻舟求剑，削足适履，一心要对老祖宗负责，却不肯为自己和身边的人负责，不肯为党和人民、国家的命运负责，谁是谁非后果如何？不言而喻！

　　文化理论产生于解决实践需要而在逻辑上的系统展开，它具有历史与逻辑的二重性。文化理论是不是真理，需要历史的方式来检验，也需要逻辑的方式来判断。就是说，两个方式都肯定，就是真理；一个方式肯定，另一个方式不确定，可能是真理；任何一个方式被否定，就不是真理；两个方式都否定，绝对是谬误。

　　当不同观点之间出现根本分歧时，通过逻辑的方式判断其优劣，是简单易行的。如果逻辑的方式无法判断优劣，就只有通过历史的方式加以检验，最终证明一种理论比其它理论更有效更优化。历史是检验真理的最高权威与终极标准，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老子“道法自然”思想是一致的。因此，理论先行，逻辑更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逻辑的方式具有优先权，就在于理论指导实践的合理性。比如，人的行动受大脑指挥是正常的，不受大脑指挥就是有神经病。一种文化理论正确与否，最终由历史来检验，这是付出代价最大的方式，非明智之举，不得已而用之。

　　事实上，有些历史实践的代价是不必要的，也是难以接受的。上世纪80年代，苏联实践“改革新思维”，坚持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结果拥有2000万党员的苏共垮台，国家解体与人民遭殃，全民族损失巨大。同样，中国改革开放也由于理论严重滞后，只是部分地实践了新自由主义，就付出了改革风波那样不必要的巨大代价，导致今天非常被动的政治局面。极右派责怪改革开放不够彻底，幸好在邪路上没彻底，要是彻底了，共产党、国家、人民命运早就完蛋了。绝不只是“渐进”具有纠错优势，根本在于正道与邪路的问题。比如，三年解放全中国，十年实现共产主义，为什么非要等三十年、一百年才行呢？因此，“行于大道”越快越好，革命成功与否，主要不在于激进与渐进的问题。

　　其实，真理检不检验都是真理。争论的核心不在于检验真理本身的问题，而是检验某一种文化理论是不是真理的问题，也就是一种理论用于领导决策取得最大胜利的有效性及最优化问题。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从这一点讲，真理最早掌握在先知先觉的少数人手里。梢公多了打翻船，思想上六神无主，政权上神经分裂，其实践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对于指导中国的实践来说，周易、道德经、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军事帝国主义、自由资本主义、官僚封建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自然共产主义等，究竟是不是真理，谁才是真理，优先运用逻辑的方式做出理论判断，是减少社会成本与发展代价的明智之举。否则，一个个都貌似真理，都等着要指导实践，谁有权力谁就去实践一番，这种西方民主模式无异于瞎折腾。中国社会还能经得起折腾多久，谁会真正去关心人民大众的苦难呢？

　　邓小平提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绝不是抱着马列原著和背诵着经典语录，就天然地拥有了真理和指导实践的优先权。想当年，王明、博古用“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加以排挤，结果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如何做到学马列既精又管用呢？

　　一是从本体入手，注重理论自身的全面性与彻底性。要防止断章取义、片面割裂、庸俗化与实用主义。除专业学者外，让群众都学马列原著不必要也是不现实的。有人说：“学马列要学方法，不要只学具体结论。”其实，这是半缸子水，割裂方法与具体结论之间的逻辑联系是错误的。脱离本体的方法，做不到精简管用与理论彻底性。学马列精简管用的唯一方式，就是从本体入手。具体地说，就是坚持以自然、世界、自然人、实践、人民、国家、党为本体。在不同层次的本体上，要做到本末有序、三位一体的自然逻辑。不从本体入手的杂家思维，只从现象结论和方法入手，正是我们党的各级干部过去常犯的错误。

　　二是通俗易懂，学马列必须做到大众化。真理是朴素的，易知很简单，易行很实用。“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真理很直白，没有什么云遮雾罩、华美言辞。让自己感觉层峦叠嶂的唯美啊，让群众感觉腾云驾雾的玄虚啊，除了文学、艺术、美学、宗教需要外，一定不是好理论，肯定不是真理，只是谬误与闲谈。毛主席说，理论宣传也要重视形象思维，这是提高老百姓思想觉悟的有效方式。文艺形象，是文化理论的“足力”，形象思维是理性思维的工具，这是合理的。迷信形象思维，就是有害的“孽障”，就是要被扫除的一切牛鬼蛇神。换言之，形象思维有助于增强理性思维的说服力，就是合理的受欢迎的；如果无益于甚至是妨碍对理性思维的认识，就是愚昧的应当反对的。

　　在文学艺术与宗教领域，如果宣扬人民主体与天下道义，就是合理有益的“足力”，比如《诗经》、《西游记》、《封神榜》等文学名著。如果宣扬封建迷信与邪恶势力，就是愚昧有害的孽障，比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乱七八糟的垃圾文字。历史上真正有价值的书籍不多，绝大多数都是垃圾废话，有不少害人的东西。当今世界，除了混饭吃教需要它们，人民群众并不真正需要。“坑儒”或许不必要，“焚书”却是有必要的。

　　三是解决问题，学马列要联系群众，联系生活，对实践具有前瞻性指导作用。学习理论必须有助于解决现实问题，绝对不是为学马列而学马列。如果劳神费力学了没用，也不符合投入产出比的经济原则。理论不能联系群众，就不能说服群众；理论不能联系生活，就无法改变生活；理论没有前瞻性指导作用，不如不要理论，或许个人经验足以提供指导作用。如何联系群众、指导实践呢？是不是在经典中搜索一下，找出相关概念段落把它重复一遍，就是联系群众、指导实践呢？当然不是。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也是变化发展的。两片树叶以根干相通，两座山峰以大地相通，两个人以主体相通，两个国家以人民相通，天下以道义相通，世界以自然相通。联系群众、联系生活、指导实践最广泛最有效的，就是做到理论的彻底性。

　　因此，最有效的理论联系，不在于现象相似性，而在于根本同一性，具有自然逻辑的自组织与重复再生能力。无论时空距离多远，只要具有根本同一性，沿着自然逻辑的重复再生，就可以保证彼此具有最大的相似性。反之，就是貌合神离，各走一边。这正是我们在思想理论上能够跨越时空，与老子、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前辈平等对话的原因。所谓“不战而善胜，不言而善应，弗召而自来”。人民领袖毛泽东，与各国人民的心是相通的，不需要毛泽东动手，各国人民也会动手做同样事情。

　　做到理论彻底性，就意味着任何一个主义或学说，在其基本原理与具体结论之间，现实问题与理论观念之间，都存在着自然真实的逻辑联系。这种逻辑联系是自然真实的，因而是可以独立推导的，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然逻辑的方式，把它独立地推导出来。从一个基本原理出发推导出的具体结论，以一个理论观念为指导产生的现实问题，如果与客观事实和目标期望不相符合，在逻辑检验未发现失误的情况下，就可能是基本原理的不彻底性，或者对基本理论观念理解上的失误，可能是造成理论指导实践无效或失误的主要原因。

　　理论的根本力量来自于自然真实性。完成了它的自然真实性，就实现了它的理论彻底性。只有理论彻底，才能说服群众，才能变成物质力量。对任何一种主义，包括马列毛的理论，不存在“凡是基本原理就要坚持，而对具体结论要力求创新”的神圣合理性。这是建立在假设某权威患有智障、神经病的基础上，不能正常表达真实的因果联系，无异于承认某权威在“胡说”，这种阴险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等于在骂“领袖都是神经病，个个不如我高明”。显然，割裂基本原理与具体结论之间的自然逻辑联系，就是杂家“四不象”的割裂肢解，就会使一个完整的理论或主义丧失生机活力，失去其指导实践作用。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就是自以为是的“马克思主义者”创新杰作。尤其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定要避免“四不象”错误观念占据主流地位。

　　学马列毛必须重视独立思考。真正学懂弄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做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一样，通过独立思考来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放弃我们自己的独立思考。真正的人民领袖，总是鼓励人民独立思考。在真理面前，人民与人民领袖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前人的理论教条哪怕是真理的总结，对于我们自己的独立思考与主体实践也只有启发作用。对于我们来说，这些理论教条都只是一些感性认识，它既不是逻辑的也不是历史的，因而不是绝对的检验标准。“信不足，安有信？”事实上，理论要彻底就要敢于碰硬，正如李瑞环同志说：“敢于碰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敢于碰书本上说过的，二是要敢于碰文件上肯定的，三是敢于碰权威人士讲了的，四是敢于碰被经验证明的，五是要敢于碰大多数人公认的。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

　　当前，在国内思想理论界，“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科学发展观、反对各种“党八股、洋八股、土八股”等教条主义的任务十分艰巨。胡锦涛同志说：“凡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事情就要全力以赴地去做，凡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事情就要毫不迟疑地去改，使我们的工作真正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这句话表明，科学发展观就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开辟道路、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最大支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