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杰:中国哲学源流略说
善品堂国学书院 2024年07月12日
作者简介:王杰,善品堂国学院执行院长,山东人,哲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中央党校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央视《百家讲坛》特邀嘉宾。
中国传统哲学可具体划分为七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乾嘉朴学。每个发展阶段各有不同的思想特征。
我们说中国哲学是由传统哲学、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三部分构成,传统哲学从公元前11世纪到1840年,大约三千年时间;近代哲学从1840年到1919年,大约八十年时间;现代哲学从1919年到现在,有一百余年时间。
著名学者冯友兰先生曾经把中国传统哲学划分为两个阶段: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可以说是简洁明了、言简意赅,抓住了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为了更准确、更具体地把握传统哲学的特点,我们将其细化,具体划分为七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乾嘉朴学。每个发展阶段各有不同的思想特征。
一、先秦子学
先秦时期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子学就是诸子百家之学。
先秦时期,思想界异常活跃,各种思想学说、学术流派纷纷登场,涌现出了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孙子、墨子、惠施、公孙龙、韩非子等一大批思想家,形成了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兵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众多思想流派,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儒家、道家、墨家、兵家和法家。各家各派纷纷亮出自己的学说和主张,为当时“礼坏乐崩”的社会开出“药方”,大大丰富了中国早期哲学的内容。
先秦哲学探讨的侧重点在于宇宙的构成和社会人生问题。这一时期好比是人类的幼年,对任何事情都感到好奇,都要问一个为什么。如宇宙是怎样形成的?人是怎么来的?人和禽兽有什么区别?人在天地间居于什么位置?人活着有什么价值和意义?等等。这些可以说是人类始终在追问探索的问题。可以说,先秦子学奠定了中国哲学发展的基础,掀起了中国哲学的第一次高潮,迎来了中国哲学和中华民族精神的真正觉醒。
二、两汉经学
秦朝短命而亡,给汉代统治者以深刻教训,他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仅靠严刑峻法并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马上得之,并不能马上治之。于是,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以及统治者的思考和准备后,在公元前134年,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这个建议就是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思想定于一尊,从诸子百家中的一家跃升为官方意识形态和主流思想。
需要指出的是,学术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汉武帝时代并没有独尊儒术,我们在这里介绍的是学界通常的观点。从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到汉武帝时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在时间跨度上,大约为380多年(以孔子三十而立为时间标准,即公元前521年)。这380多年间,儒家思想经历了多少次磨难,多少次沉浮,多少次峰回路转,多少次起死回生;在理论形态的建构上,经历了多少次内部反省、批判和否定,经历了多少次理论本身的检讨、修正、改革和创新,经历了多少次来自外部学说的冲击和挑战,终于由创立之初的地域文化、一家之言,上升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从汉武帝时代一直到1911年清朝灭亡,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间长达两千多年。
汉武帝时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儒家思想自孔孟荀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转折,原来充满活力、具有平民意识的孔孟荀思想在汉代被统治者神秘化、权威化、制度化、意识形态化了;儒家思想神秘化、权威化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它的经学化。
什么是经学?简单说就是汉代的儒家学者以先秦时期的儒家经典“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为依据,通过对这些经典的注释,来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政治见解,这种形式就叫经学。
对经典的注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我注六经”,这种方式偏重于文字训诂,偏重于一音一字一义的研究,就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做学问”。这种研究方式与现实政治之间的联系比较少,代表人物如刘歆、贾逵等。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六经注我”,它是以现实政治为目的,注重阐发经文的“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为了证明或论证某一个理论观点,甚至“断章取义”,可以只及一点,不及其余。代表人物如董仲舒、何休等。
这两派的特点,概括说就是:前者注重学术性,具有较强的历史意识;后者注重理论性,具有较强的政治意识。它们在整个汉代是相互辩难、竞争高低;直到东汉末年,才基本终结了争辩的局面。
除此之外,在思想领域,汉代还有一件大事值得关注,那就是佛教开始传入中国,这是外来文化第一次与中国本土文化相 接触。
三、魏晋玄学
这里谈论的玄学,也包括南北朝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进入了几百年的纷争,天下大乱。儒学在走过汉代的权威化阶段之后,在魏晋时期转入了哲理化阶段,思辨性大大增强了。
在汉代,门派对立严重,注疏之风盛行,并伴随谶纬迷信、天命神学等,思想严重僵化。魏晋时期,玄学大盛,在学风上、思想上、思维方式上都与汉代迥然不同,一反两汉时期烦琐的经学及神学目的论,而尊崇老子、庄子及《周易》,号称“三玄”,从而在思想上和思维方式上出现了一次大的解放。
魏晋玄学讨论的核心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本末有无的关系问题、语言和思想的关系问题、肉体和精神的关系问题。
举例来说,语言和思想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言不尽意,语言不能充分表达思想;另一种观点正好相反,认为言尽意,即语言可以充分表达思想。应该说,魏晋时期探讨的这些问题,都带有浓厚的哲学意味,标志着人的思维能力和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能力前进了一大步。
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裴頠、欧阳建、阮籍、嵇康、郭象、范缜等。
当时,道教、佛教思想也勃然兴起,尤其是佛教,发展迅速,儒、释、道三家首次处于三足鼎立、势均力敌的阶段。
四、隋唐佛学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经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碰撞与融合,至隋唐时期出现了繁盛的局面,形成了众多佛教流派,如天台宗、唯识宗(法相宗、慈恩宗)、华严宗、净土宗、密宗、禅宗等。
一方面,各宗各派之间纷争不断,互争高低;另一方面,彼此之间又互相吸收、相互影响。同时,各宗各派又从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思想中汲取养分和智慧,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教义。
在隋唐佛教诸宗派中,禅宗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是佛教中国化、世俗化、大众化的典范和成熟的标志。禅宗因主张修习禅定,故名禅宗。所谓禅定,就是专注于一境而不散乱的精神状态,后来,禅成为佛教的代名词。
禅宗的实际创立者是慧能,著有《坛经》。禅宗不依佛教经典立宗,不立文字,自称教外别传,实则是佛教与中国固有哲学融会贯通的产物。慧能提出的佛性论、顿悟说、境界论,吸收了儒家和道家的思想观点,把佛教的超越本体改造为内在本体,使佛教人性化、人间化,变成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四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即“三武一宗”灭佛。“三武”,指的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一宗”,是指后周世宗。为什么要灭佛呢?我们说,中国文化尽管有极强的包容性,即所谓海纳百川、兼容并包,但当外来文化危及社会稳定及国家存亡时,中国文化会自觉地对外来文化采取一种抵抗态度,可以说,四次灭佛运动就是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过于强大时所做出的一种自我保护。唐中后期以后,特别是武宗灭佛及黄巢起义之后,佛教从总体上说已经结束了隆盛时期的繁荣,开始走下坡路。
五、宋明理学
宋明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糅合了释、道两家思想而创立的一种新的哲学形态。如果说汉武帝时代儒家思想的制度化、意识形态化是其发展的第一次重大转折,那么,宋明理学的出现和形成则是儒家思想发展的第二次重大转折。
第一次转折解决了儒家和诸子百家之间的关系,第二次转折解决了外来文化(佛教)与本土文化(儒家)之间的关系。
宋明理学是宋代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指导思想,主要有四大流派:即程朱(程颢、程颐、朱熹)理学,陆王(陆九渊、王阳明)心学,张王(张载、王夫之)气学,陈叶(陈亮、叶适)事功学。
宋明理学探讨的内容和范围十分广泛,如宇宙论、本体论、人生论、心性论、知行观、修养论、境界论等。宋明理学作为儒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将中国哲学的思维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其政治目的之一就是为封建伦理道德寻找终极的价值依据。
宋明时期还有两件值得关注的事:一是所依据的经典有所改变:宋明以前依据的经典是“五经”,宋明以后依据的经典不再是“五经”,而是“四书”;另一件大事是对儒家创始人称谓的转变:宋明以前是“周公、孔子”并称,宋明以后是“孔子、孟子”并称。
经典文本及儒家创始人称谓的改变,也表明宋明理学与宋明以前的思想有了很大不同。
六、明清实学
明清之际,绝大多数实学思想家一开始几乎都是程朱理学或陆王心学的追随者和信奉者,如黄宗羲、孙奇逢、李颙、唐甄等人基本属于陆王心学系统;顾炎武、王夫之、陆世仪等人基本属于程朱理学系统。
到了明代后期,随着封建制度走向衰落,理学已沦变为“游谈无根”“竭而无余华”,完全以抄袭“宋人语录”及“策论”为治学圭臬,严重脱离实际,变成了空疏无用之学,对当时的学风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使得一般士人沉湎于空谈心性,不切实际,不谙时务。
于是,原来无论属于陆王心学还是程朱理学的实学思想家们,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心学和理学,一种对母体的批判意识应运而生。在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看来,宋明理学家都是空谈心性,讲的是心性性命之学,是无用之学,是“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于是把明朝灭亡的原因归结到宋明理学身上。因此,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大都反对宋明理学,把理学看作是虚学,进而主张“崇实黜虚”,主张“实学实体实用”;反对空谈心性,提倡经世致用;反对封建专制,提倡思想解放;反对束书不观,主张回归儒家原典。因而具有早期启蒙思想的性质。
明清实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二曲、孙奇峰、唐甄、颜元等。可以说,实学思潮遍及当时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是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在明清时期的集中体现。
关于实学,还需要介绍几点:第一,实学思想传到日本、韩国后,对两国的影响非常大。现在,中日韩三国都有自己的实学研究会,三国的国际实学研讨会每两年一届,轮流主办,目前已经连续举办了15届,持续了30年。第二,作为教育部主管、民政部注册的国家一级学术团体,中国实学研究会自1992年成立以来,聚集了一批在国内思想界、学术界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为理事,编辑、出版了学术专著数十册,发表学术文章数千篇;主办、参与国际学术研讨会,主办、协办国内学术研讨会70余次。中国实学研究会秉持实学思想求真务实、经世致用的根本宗旨,大力推动实学理念在各地区、各领域的实践应用;发起了“实学思想家故里行”活动,目的就是要把实学、实政、实业有机结合起来,以发挥各方优势,互为依托,相得益彰,带动地方经济、社会文化更好更快发展,让实学精神能够真正落到实处。最后,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并倡导“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脚踏实地、求真务实”,“知行合一,躬行实践”,“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崇尚实干,狠抓落实”,“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撸起袖子加油干”,“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与中国传统文化所大力倡导的崇实黜虚、脚踏实地、求真务实、知行合一、躬行践履的实学精神特质一脉相承。可以说,“实”将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修养与文化气韵的鲜明精神标识。
七、乾嘉朴学
乾嘉朴学又称“乾嘉汉学”“乾嘉考据学”。因其在乾隆、嘉庆两朝达于极盛,故名。1644年,清朝入主中原,取得统治地位后,开始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和文字狱,造成了不少冤案。人们不敢谈论政治,于是在学风上转向了训诂考据,向故纸堆讨生活。
乾嘉朴学以考据为主要治学方法,文风朴实简洁,重证据罗列,少理论发挥,以区别于宋明理学的抽象议论。乾嘉朴学最突出的学术贡献就是对传统的经学、史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以及金石、地理、天文、历法、数学等都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并使之获得了空前发展。
乾嘉朴学主要有两大流派:吴派创自惠周惕,成于惠栋;皖派创自江永,成于戴震。主要代表人物有钱大昕、阎若璩、胡渭、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用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以武力侵略的方式打断了中华文明固有的发展轨迹,清朝面临内忧外患。于是,学者们开始放弃只致经典不问世事的态度,以龚自珍、魏源、陶澍等为代表的改革派,要求把学术研究和现实政治结合起来,反对脱离实际的考据,从此乾嘉朴学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本文来源:《月读》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