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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锦芳|人类困境之中文明力量的彰显(篇外语)

栏目:网络文摘|时间:2024-06-03 12:46|阅读:24

‌聂锦芳|人类困境之中文明力量的彰显

  原创 聂锦芳 清理与超越 2024-05-27


  篇外语

  现如今回味两三年前的生活境况,是不是有“恍如隔世”之感?

  2022年12月,随着社会上极为严格的防控政策在极短时间内骤然全面放开,我也染“阳”了,但症状轻微。竟日待在家里,无心他事。身处困境之中,感受自然也很强烈,于是就每天靠翻看厚厚的《安妮日记全集》度日。我很好奇80年前那8个犹太人是怎么在狭窄的阁楼上度过两年足不出户、备受煎熬的时光的。我竟然在一个月内悉心对比了安妮写给自己的日记、她起意将来供发表的改写稿、由其父整理和删节的刊印本以及“安妮基金会”搜集到的新材料共四个版本的全部素材,终于弄清楚了来龙去脉和详实原委,深深地感到那真正是“人类困境中文明力量的彰显”。意犹未尽,于无聊中我还写了一个比较长的梳理和探讨这一文本的东西出来。

  

  有位做过某杂志主编的老兄一直在向我约稿,我就将文章编排成论文的形式发给他了。不料他却做不了主了,于是就找了外审。隔了大半年,反馈回来的“专家意见”,一是说我的研究不属于哲学,而是对一部文学作品的解读,细节甄别、事件铺叙多于理论分析;二是认为我的文章谈论《安妮日记》的当代价值时涉及现在的欧洲难民问题,这属于敏感话题,不宜涉及。我看后觉得,较之于我苦涩而沉重的叙述、痛彻心扉的现实体验,这种界定纯属“扯淡”,于是就回复老兄说:那就不在您那儿发了。

  

  东北有一家杂志,我过去在上面发过好几篇文章,也算是其老作者了,但近年来鲜有联系。我通过故人辗转联系到新的编辑,她说:最近也正想联系您,请您支持呢。于是我就把论文发给她。之后一段时间没有回应,我估计编辑部也经过了数次商量乃至争论。几个月后她告知说,他们决定在2023年第12期上发表。他们的处理方式是,将我所梳理的《安妮日记》的写作过程和版本、8个人两年隔离和藏匿生活的波折、特殊境遇下各人不同的人性样态以及安妮自我成长、反省和升华的轨迹等内容悉数刊出,但讨论这部日记当代意义的部分则需要全部删去。随后责任编辑发来最后清样,我校订完后,叮嘱她说:那就把最后的“结论”改为“‘纸比人有耐心’:永远的《安妮日记》!”吧。

  

  这时距离疫情过去差不多一年了,恰好那几天看到一位朋友贴出去年此时她染疫的微信记录,其意大概在于唤醒人们沉睡的或刻意“被遗忘”的记忆。我就将上述情况与她进行了交流。她也是一位编辑,回复说:“现在杂志社都如履薄冰,也都很强调学科性,(所以)有些启迪人生的往往因为在‘八股’之外被拒绝。安妮日记真是困境中的奇书。不出屋子不难,难的是战胜对未来的恐惧和担忧。聂老师真是位好学者[强][强],学问通达,融入生活。”看了她的留言,我打了个握手的手势过去——引她为同道了。

  

  我的手机在我外出办事时是收不到微信的。同月底的一天下午,当我从外面回家接通微信,发现要发我文章的杂志的编辑部主任半小时前想与我通话,未通,就又火烧火燎地留言:“文章有点情况想和您通话说一下,不知您现在是否方便?”我打了过去,才知道,第12期付印前终审时,主编突然说了一句:现在以色列正与巴勒斯坦打仗,犹太人问题比较敏感,这篇论文谈论的安妮也是犹太人,会不会引起误解?于是他们临时决定,将我的文章撤下。我听了这样拒稿的理由,真是哭笑不得,但又能说什么呢?就只能暗自苦笑了……

  

  隔了两天,我去清华大学开会,参会者中有中宣部、新闻出版署的人。中午吃饭时与其同座,我就以这篇论文为例,询问现在上面是怎么要求和把握审查尺度的。他们两位都说,这种情况是编辑部“多虑了”,其中一位还说:如果现在以色列正在打仗,因为安妮是犹太人,就不能发表关于她的论文,那马克思也是犹太人,难道不能发表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了?他说得大家都笑了。回家后我把这个情况通过短信告诉编辑部主任,她回复说:我马上反馈给主编,我们再进行深入沟通,感谢聂老师支持!但此后关于此文再无音信。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的会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负责编辑。经过数年努力,由原先以书代刊的辑刊正式提升为有正式刊号、公开发行的双月刊,这样一来其所刊论文必须是首次发表。具体负责编务的冯兄为此真是煞费苦心,每隔一段就在会长工作群中催促同仁提供高质量稿件。我忝为该会副会长,理应支持。以往提供的稿件都顺利发表了,这次我就将这篇论文投了出去。按理说,这个级别的学术团体、这本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杂志,政治上的把关和审稿肯定比其他期刊更为严格。但编辑部同仁一致认为,我的论文属于细致的文本解读,根本不涉及什么敏感议题,于是经资深编辑强兄认真审读、校订,论文很快在2024年第2期上刊出了。当然,对内容的处理与东北那家杂志的清样是一致的。

  

  这篇文章的遭遇在我这里是多年来绝无仅有的。现在坐在桌前看着杂志,回想围绕它所发生过的一切,我对相关的编辑老师并没有任何抱怨,相反,充满同情、理解和感谢,他们确实很不容易;我只能将这事视为一个庸常而典型的案例,因为从中可以映现出当今时代最本真的状态和普遍性特征。马克思当年曾特别引用古罗马塔西佗名著《历史》中的一句话作为他一篇论文的结尾——“当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所想的东西说出来的时候,这是最幸福的时候。”而如今,于特殊境况下有所感受却不能直接记录实情,只好假借他人他事抒泄一下情绪,表达一点期盼,但也屡屡遭挫——显然,我们距离马克思所向往的“最幸福的时候”还很遥远。说什么好呢?作为一段经历,我在此将它梳理一下,记录下来,以做事后回忆的资料吧。


  以下是这篇论文,我(作者)恢复了原貌,包括被删去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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