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
编者按：原文较长，全文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赫鲁晓夫 1956年2月
四、各色诽谤家和野心家都积极活动起来了
无耻挑拨，恶意伪造、罪恶破坏革命法制的例证就是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党和苏维埃国家著名活动家，1905年的党员埃赫同志的案件。
埃赫同志在1938年3月29日根据捏造的材料而遭逮捕，未经苏联最高检查官的批准，只是在逮捕后15个月才交检查官受理。
对埃赫案件的调查是在粗暴歪曲苏维埃法制。独断专行和伪造的情况下进行的。
埃赫是在严刑逼供之下，在事先拟好的审讯记录上签字、审讯记录诬告埃赫及许多著名的党和苏维埃干部有反苏维埃的活动。
1939年10月1日埃赫交给斯大林一份声明，坚决否认自己有罪过，要求调查他的案件。他在声明中写道：
「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蹲在我一直为之奋斗的政府的监狱中。」
埃赫在1939年10月27日给斯大林的第二份声明也保存着，声明依据事实坚决驳斥对他的诬告，他指出这些诽谤性的指控，一方面是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干的，因为他作为西部西伯利亚边区党委第一书记曾批准过逮捕他们的命令，他们阴谋报复他，另一方面这也是检查官伪造材料的结果。埃赫在声明中写道：
「今年10月25日向我宣布了我的案件调查工作已经结束，并允许我看有关的调查材料。如果这些材料中所说的罪行，那怕有百分之一是我犯的罪，那么我就不敢向您提出这份临终的申诉，但被指诉是我犯的罪行里，我一件也没有做过。我的心灵里卑鄙的影子从未有过。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对您说过半句假话，现在当我的两条腿已站在坟墓里时，我还是向您说实话。我的整个案子是阴谋、中伤和违犯革命法则的最起码原则的典型……在调查我的案子时，揭露我的那些交代不仅荒谬，而且在某些方面是对联共（布）中央及人民委员会议的诬蔑，因为在这些交代里联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议的一些正确决议被说成是根据我的建议通过的反革命组织的暗害活动，而这些决议不是采纳我的意见，甚至是在我没有参与的情况下通过的……
「现在我来谈我生命中最可耻的一页，也是我在党和您面前真正的罪过，就是我承认进行了反革命活动……事情是这样的：我没有经受住乌沙科夫和尼古拉也夫对我使用的严刑和虐待，特别是乌沙科夫，他乘我的脊椎骨骨折后还没有愈合之机，让我受到难以忍受的痛苦，逼着我诬告自己和别人。
「我的交代大部分是马沙科夫授意或口授的，其余的是我把我记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有关西伯利亚的材料抄了一遍，把其中提到的事实加到自己头上。如果发现由乌沙科夫的和我签字的故事有不妥善之处，他们就逼着我在另一方案上面签字。例如：对鲁希莫维奇就是这样做的，开始叫我把他写进『后备中心』，但后来什么都没有告诉我就把他勾掉了，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所谓1935年布哈林建立的『后备中心』并由他担任主席问题上。我开始时写上我是主席，但后来他们建议写上梅日拉马克，还有许多其它类似情况「我请求并恳求您委托人把我的案件全部调查清楚，这不是为了使您宽恕我，而是为了揭露这一卑鄙的阴谋，它象毒蛇一样把许多人缠住了，其中也有因为我的脆弱和有罪的诬告造成的后果。对您和党我始终没有叛变过。我知道，我是因为党和人民的敌人制造了反对我的卑鄙和丑恶的阴谋而将要牺牲。」
按理说，这样重要的声明应该在中央委员会上讨论，但并未这样做。声明书送给了贝利亚，对政治局候补委员埃赫同志的严刑仍继续着。
1940年2月2日埃赫被提交法庭。在法庭上埃赫不承认自己有罪，并作了如下声明：
「在所有我的所谓供词中，没有一个字是我自己写的，除去审讯记录下面我被迫的签字。口供是在检查员压力下招出的，他从逮捕我后就开始毒打我。之后我就开始写各种胡说八道的东西……对我最重要的是向法庭、党和斯大林说，我没有罪。我从未参加任何阴谋活动。我带着对党政策正确性的信任死去，正如我一生信任它一样。」
2月4日埃赫被枪决了。现已无可争辩地查明，埃赫案件纯属伪造，他已得到昭雪。在法庭上全部推翻被迫作出的口供的，还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卢祖塔克，他是1905年的党员，沙皇时代蹲过10年劳工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审判会议记录记载了卢祖塔克下列声明：「他对法庭唯一请求是，告诉联共（布）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有一个没有被割除的脓疮，它假造一些案件，逼着无辜的人们承认自己有罪。他认为对被指控的事实没有进行审查，没有给被告以任何机会来证明自己和那些别人供出的罪行并无任何关系。侦查的方法逼得被告胡编罪行和诬告完全无罪的人们，被告对自己的问题更不用说了。他请求法庭给他机会把这一切写给联共（布）中央。他向法庭保证，他本人从来没有反对我党政策的坏思想，因为他从来完全同意党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的全部政策。」
卢祖塔克的这一声明并没有受到注意，尽管卢祖塔克是当时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而根据列宁的想法，这个委员会是为了党的团结而建立的。这个具有高度权威的党的机构的主席就成了粗暴专横的牺牲品。他甚至没有被召到中央政治局来，斯大林不愿和他谈话。他在二十分钟之内就判了罪，然后就被枪毙了。1955年进行了仔细调查，确定卢祖塔克被控事件是捏造的，根据造谣中伤的材料把他判了罪，卢祖塔克已被昭雪。
从罗布森鲁姆（1906年党员，1937年被内务人民委员会列宁格勒局逮捕）的口供中可以看出，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如何用挑拨方法制造出各种「反苏中心」和「集团」。
1955年检查内务人民委员会前审判员科马罗夫案件时，罗布森鲁姆谈到下列事实：1937年被捕时，他遭到严刑拷打，在拷打中向他索取关于他自己和其他一些人的假口供。后来把他带到扎科夫斯基的办公室，后者表示只要他在法庭中就1937年内务人民委员会所捏造的「关于列宁格勒暗害、间谍、破坏、恐怖中心事件」做假口供，就可以释放他。扎科夫斯基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厚颜无耻的态度说穿了故意制造的「反苏阴谋」的卑鄙「把戏」。
罗布森鲁姆说：「扎科夫斯基首先在我面前展现了建立个这中心及其分部设想的几种方案……在向我介绍了这些方案以后，扎科夫斯基说，内务人民委员部正在筹备有关这个中心的案件，而且审讯将是公开的。将来受审判的是中心的头目，共四五人：丘多夫、乌加罗夫、斯莫罗金、波捷恩、沙波什尼科娃（丘多夫的妻子）等人，每个分部审判2、3人……关于列宁格勒中心的案件应该搞得象个样子，这里证人起决定作用。同样重要的是证人的社会地位（当然，是过去的地位）和党龄。扎科夫斯基说：什么都用不着你自己去编，内务部会为你准备好底稿，每个分部分开交代，你的任务是把底稿背下来，记住在法庭中可能提出的所有问题。这一案件可能要准备3、4个月，也可能半年，在这期间你就好好准备，不要使审讯人员和自己下不了台。审讯的过程和结果将决定你今后的命运。害怕了或说错了，只能怪自己。经受住了，你的脑袋可以保下来，将来公家管你的吃穿，一直到死。」
在州里面，伪造口供的事件就更盛行了。在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制造卑鄙事件的。内务人民委员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分局「破获」了所谓「乌拉尔起义总部」，是一个由右翼分子、托派、社会革命党、教会人士组成的集团，据说由党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员会书记和联共（布）中央委员卡巴科夫（1914年党员）领导。根据当时的各种口供材料来看，几乎在所有的边区、州和共和国里都有过所谓「右翼托洛茨基派、间谍、恐怖、破坏、暗杀组织和中心」，而这些「组织」和「中心」不知道为什么都是由各州委、边区委或共和国中央的第一书记来领导。
由于这种骇人听闻的伪造「案件」，其结果使人们相信了各种诽谤的「供词」，加上大肆强迫交代自己和揭发别人，致使数千名正直的、清白的共产党员就此牺牲。对党和国家的卓越活动家——柯秀尔、邱巴尔、波斯蒂舍夫、萨列夫及其他人也以同样方式捏造了种种「案件」。
在这些年代里，大规模进行了没有根据的镇压，使党的干部遭受了重大损失。最恶劣的做法是要内务人民委员会在拟定提交军事法庭审判名单时，事先就定了这些人的刑罚。名单由叶若夫交给斯大林本人审批预定的惩处办法。1937年到1938年共有383份名单交给斯大林，涉及数千名党的、苏维埃的、共青团的、军事的和经济的工作人员，并得到了他的批准。
大部分这些案件现都在重新审理，其中大量是捏造和毫无根据的案件，因而宣告无效。仅举一例足以说明，即自1954年到现在，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已经恢复了7679人的名誉，其中很多人是昭雪的。
大量逮捕党的、苏维埃的、经济的、军事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国家，给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招致了重大的损失。大规模镇压消极地影响了党的政治和精神状态，产生了不确定感，使病态的怀疑得以蔓延，在共产党员中散布了互不信任的气氛。各色诽谤家和野心家都积极活动起来了。
1938年联共（布）中央一月全会的决议使党的组织有了一定的复原。但广泛的镇压在1938年仍继续着。
仅仅因为我党具有伟大的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力量，它才能经受住1937年到1938年种种困难事件，培养了新干部。但毫无疑问，如果不是由于1937年到1938年大规模的没有根据的和不公正的镇压，使干部遭受如此重大的损失，我们向社会主义前进和国防上的准备就会实现得更加顺利一些。
我们控诉叶若夫毒化了1937年，我们的控诉是正确的。但是应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难道叶若夫不通过斯大林就能逮捕如柯秀尔吗？关于这个问题是否交换过意见？是否有政治局的决定？不，没有过，正如其他案件一样没有过的。难道叶若夫能够决定诸如著名党的活动家的命运这样重要的问题吗？不能，如果以为这只是叶若夫一手造成的，那就太天真了。很明显，这些案件是斯大林决定的，没有他的指示，没有他的批准，叶若夫是不能够做的。
现在我们弄清了这些案件，恢复了阿秀尔、卢祖塔克、波斯蒂舍夫、柯萨列夫和其他人的名誉。有什么理由来逮捕他们和判决他们呢？经过对材料的研究，证明没有任何理由。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未经检察官的批准就遭到了逮捕。在那种情况下，根本不需要任何批准：在斯大林决定一切的时候，还要什么批准？在这些案件中他是总检察官。斯大林不仅给予了许可，而且根据自己的倡议发出逮捕的指示。关于这些都是应该说出来的，以便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都明确了解，使你们能作正确的估计并得出相应的结论。
事实证明：许多滥用职权的事都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做的，根本不顾党的准则和苏维埃法制。斯大林是个非常不信任旁人的人，有病态的疑心，我们和他一起工作，都知道这一点。他会看着一个人说：「你的眼睛今天为什么躲躲闪闪的？」或者说：「你今天为什么扭转头去，不敢正眼看我？」病态的疑心使他不加区别地对人不信任，其中也有他认识多年的党的杰出的活动家。他到处都看到「敌人」、「两面派」、「间谍」。由于拥有无限的权力，他严酷专横，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上压制了人。过去形成了这种情况，使人们没有可能来表达自己的意志。
当斯大林说某人应该逮捕，就应该相信他已是「人民敌人」，在国家保安机关中为非作歹的贝利亚匪帮就会用尽一切办法来证明被逮捕者的罪行和他们所捏造的材料的正确性。拿出的证据是什么呢？被逮捕者的招供。审判员就相信这些「招供」，并以此为据。怎么使一个没有犯罪的人招供自己有罪？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采用严刑逼供的办法，严刑拷打，使他失去知觉，失去理智，失去人的尊严。如此这般，「供词」即到手了。
1939年当大规模的镇压浪潮开始缓和下来时，当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开始责备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对被逮捕者实行逼供的时候，斯大林在1939年1月10日向州委、边区委、共和国中央、内务人民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会各局局长发出了一份密电，内容如下：
「联共（布）中央说明，内务人民委员部使用体罚是从1937年起经联共（布）中央允许的。大家知道，所有资产阶级的侦查机构都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代表使用体罚，而且其方式无奇不有。试问，为什么社会主义侦查机构对资产阶级的顽固特务，对工人阶级和集体农庄的凶恶敌人应该更人道一些呢？联共（布）中央认为，体罚方式今后还必须使用，是对那些显然是人民敌人的而又不肯缴械投降的人作为例外情况而使用的。这是完全正确的和适宜的方式。」
因此，最最粗暴的破坏苏维埃法制，对一些无辜的人实行严刑拷打，逼迫他们交代自己和揭发别人的事，是由斯大林以联共（布）中央的名义批准的。
不久前，就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几天，我们党中央主席团开会时，把当时审讯柯秀尔、邱巴尔和柯萨列夫的审讯员罗多斯叫来审问。这是一个无用的鼠目寸光的人，一个道德堕落的败类。就是这个人，他决定了党的活动家的命运，并且也决定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因为他证明他们有罪的，也同时提供了作出重大政治结论的材材。
请问，难道这样一个人的智力就能领导审讯工作，去证明象柯秀尔这样的人物有罪吗？不能，他如果没有相应的指示，能做的事不多。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他对我们说：「人家告诉我，说柯秀尔和邱巴尔是人民的敌人，因此，我作为一个审讯人员，就应该逼他们招供自己是敌人。」
他只能通过长期的拷打才能做到这一点，在接到贝利亚具体指示后，他就这么干了。应该说明，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罗多斯无耻地说：「我认为我执行了党的命令。」斯大林关于对被捕者采用逼供办法的指示，就是这样实践贯彻的。
这些和许多类似的情况说明，党正确地决定问题的一切准则都被破坏了，一切都服从了一个人的专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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